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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2-05-12  

  1843年清政府同英国在虎门签订的《南京条约》补充条款。1843年10月8 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作为《虎门条约》的一个部分。共十五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1)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2)规定海关税率相当于值百抽五。此章程开启了中国同外国协定关税的恶例,中国失去了海关自主权。

  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又称讨袁之役、赣宁之役、癸丑之役。1913年初,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执政,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孙中山动员起兵讨袁。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李烈钧于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江苏等地也相继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结果讨袁军战败,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1922年出现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因1922年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月刊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教师吴宓、梅光迪及胡先骑等人,他们都曾有过赴欧美留学的经历,故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相标榜,自称其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学衡》杂志的停刊,该派最终解体。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创办的重要刊物之一。1896年8月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创刊后即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议》。该报以新颖的言论和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98年停刊。该报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资料。

  近代社会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其父为晚清重臣李鸿藻。辛亥革命期间,李石曾曾任京津同盟会副会长,创办《民意报》,1912年与唐绍仪、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改组,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追随蒋介石,曾任中央宣传委员,国民政府行政委员、外交委员,蒋介石“”资政,中央评议委员诸职。著有《石僧笔记》,另有《扩武自述》《石僧随笔》。

  1933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4月6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规定即日起,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元,或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元。废两改元是法币改革的前提。

  1933年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军入关南下在长城一线月初,日军侵占热河,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长城抗战爆发。驻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从3月9日至4月中旬屡挫日军攻势,并主动出击,夜袭敌营,守住了阵地。驻守古北口的第十七军与日军激战两月,阵地被日军逐次突破,才奉命撤退。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五军分别在冷口、怀柔对日军进行了反击。4月初,日军攻陷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长城抗战失败,使华北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

  晚清教案不断发生,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严重事件。晚清教会势力的发展与晚清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相伴随。在华教会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教会事业与中国传统及现实的不相容性。总的说来,晚清教案的频繁发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教案的发生,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尽管不少传教士怀着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来到中国,对于沟通中西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积极服务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做了不少与其身份不符的事情,例如仗势欺人,包揽词讼,侵夺田产,进而激发民间强烈的反弹,是近代教案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即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排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排斥特征,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还存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他们蔑视中国传统文化,将矛头直接指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引起官绅的强烈不满。

  (三)中华文化被儒家与普通民众视为至高无上,对西方文化同样存在排他性。近代教案发生的内在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使大多数近代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特定心理定式,因而近乎本能地对异质文明持排斥和反对态度。其内在的“夷夏”观念、“忠孝节义”“重人事轻鬼神”的价值观念,均使官民对代表基督教的教会与传教士产生强烈的敌意。

  可见,正是这类文化冲突占据了支配地位,才致使中国近代由官绅和民众掀起的反教斗争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排外色彩和非理性化倾向。当封建士大夫维护名教传统的努力与下层民众反教闹教的自发斗争汇集之时,这种盲目与非理性化的倾向也愈加明显。

  第一次爆发于1922年,时直奉两派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一触即发。奉系张作霖支持亲日派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影响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直系的利益,于是导致 了直系军阀同奉系军阀的混战。结果奉军大败,张作霖退回关外。直奉以榆关为界,议和罢兵,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军阀控制。

  第二次爆发于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15日,张作霖即向榆关、热河进攻。吴佩孚率军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榆关与溧东一线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趁两军对峙之际,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曹直军在前线失利,吴佩孚由海道逃往武汉。奉系获胜。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等拥护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总执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

  (一)乡村建设的主要流派。(1)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1926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主持实验的机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平民千字课本》等进行识字扫盲运动;积极推广合作组织,传授农业科技;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制度。

  (1)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 成立,并选定邹平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的基本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它们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和乡民的自治团体。为了克服分散农民的弱小问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

  (2)黄炎培主持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建设。黄炎培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持乡村改进事业。乡村改进会公布了《改进农村生活事业大纲十条》,对徐公桥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进行普及教育;推广优良品种及新农具;提倡公共卫生,修桥筑路,禁绝烟赌等。

  (二)意义。(1)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2) —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意义。(3)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拋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走上了与农村相结合的道路。

  (1)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

  (2)民国政府的支持(法令法规的保护)。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3)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当时,“抵制洋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①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③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概况:1912—1919年的8年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多达13000万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1912年到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发展迅速。

  (1)一战期间,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表现在:

  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偏于东南沿海,布局不合理;

  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超过本国资本;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

  (一)废除科举制。为使近代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清政府逐步改革并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实行改革,一方面修改科举考试内容,将传统的四书、今期黄大仙玄机图,五经扩大到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一方面逐渐减少科举名额,使学堂与科举最终合流。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政府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民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

  《马关条约》中关于允许日本在华投资的内容,是晚清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的开端,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由此,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不断增加,经历了起步期(1840—1894年)、扩张期(1895—1945年)和衰竭期 (1946—1949年)三个阶段。大体说来,晚清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一)直接投资所占的成分特别高。直接投资是以外国人在华开设分公司和设立企业的形式出现。据统计,截至义和团时期,直接投资占资本主义在华总投资的63%;九·一八事变时期达到了78%;七七事变时为75%。而间接投资除日本有极少数对中国公司借款外,均为中国政府借款。

  (二)半数以上的外资,用于商业掠夺性质的事业,即进出口和与其相关的运输、 银行、保险等行业,而工矿生产事业所占比例极小。1931年前,一直是运输部门投资最大,尤其是轮船,与内河航运权相结合,成为商品倾销和物资掠夺的基干,长期压制本国轮船业。外资铁路亦是一个重要领域。但到了七七事变前,金融业跃居首位。据统计,金融、运输和贸易三项,1914年占总投资的42%,1936年即占52%。

  (三)在华外资的超经济掠夺性质。主要以外资庞大的不动产占有和政治性借款等为代表,其中政治性借款最为典型。这种为了应付战争赔款而出现的政治性借款,直接成为中国人民的负担,借款方以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借此获取特权。

  (四)外国投资的集中性。这种特征主要是与通商口岸及租界、租借地等特权相结合。九·一八事变前,外国资本中的42%集中在上海等东部沿海等地,使国内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

  西方列强在华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将中国变为其商品销售市场、 廉价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并加强了对华资源和财富的掠夺,压制了中国的民族经济,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另外一个方面,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如铁路运输、工矿、金融业等,刺激了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1843年清政府同英国在虎门签订的《南京条约》补充条款。1843年10月8 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广东虎门签订,作为《虎门条约》的一个部分。共十五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1)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2)规定海关税率相当于值百抽五。此章程开启了中国同外国协定关税的恶例,中国失去了海关自主权。

  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又称讨袁之役、赣宁之役、癸丑之役。1913年初,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执政,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孙中山动员起兵讨袁。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达成善后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李烈钧于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江苏等地也相继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结果讨袁军战败,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1922年出现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因1922年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月刊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教师吴宓、梅光迪及胡先骑等人,他们都曾有过赴欧美留学的经历,故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相标榜,自称其刊物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学衡》杂志的停刊,该派最终解体。

  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创办的重要刊物之一。1896年8月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创刊后即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议》。该报以新颖的言论和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98年停刊。该报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资料。

  近代社会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其父为晚清重臣李鸿藻。辛亥革命期间,李石曾曾任京津同盟会副会长,创办《民意报》,1912年与唐绍仪、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改组,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后追随蒋介石,曾任中央宣传委员,国民政府行政委员、外交委员,蒋介石“”资政,中央评议委员诸职。著有《石僧笔记》,另有《扩武自述》《石僧随笔》。

  1933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废用银两改用银元的币制改革。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4月6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规定即日起,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元,或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元。废两改元是法币改革的前提。

  1933年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军入关南下在长城一线月初,日军侵占热河,继续向长城一线进犯,长城抗战爆发。驻守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从3月9日至4月中旬屡挫日军攻势,并主动出击,夜袭敌营,守住了阵地。驻守古北口的第十七军与日军激战两月,阵地被日军逐次突破,才奉命撤退。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五军分别在冷口、怀柔对日军进行了反击。4月初,日军攻陷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长城抗战失败,使华北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

  晚清教案不断发生,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严重事件。晚清教会势力的发展与晚清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相伴随。在华教会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教会事业与中国传统及现实的不相容性。总的说来,晚清教案的频繁发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教案的发生,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尽管不少传教士怀着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来到中国,对于沟通中西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有一些传教士积极服务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做了不少与其身份不符的事情,例如仗势欺人,包揽词讼,侵夺田产,进而激发民间强烈的反弹,是近代教案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即与中国传统文化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排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排斥特征,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还存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他们蔑视中国传统文化,将矛头直接指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引起官绅的强烈不满。

  (三)中华文化被儒家与普通民众视为至高无上,对西方文化同样存在排他性。近代教案发生的内在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使大多数近代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特定心理定式,因而近乎本能地对异质文明持排斥和反对态度。其内在的“夷夏”观念、“忠孝节义”“重人事轻鬼神”的价值观念,均使官民对代表基督教的教会与传教士产生强烈的敌意。

  可见,正是这类文化冲突占据了支配地位,才致使中国近代由官绅和民众掀起的反教斗争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排外色彩和非理性化倾向。当封建士大夫维护名教传统的努力与下层民众反教闹教的自发斗争汇集之时,这种盲目与非理性化的倾向也愈加明显。

  第一次爆发于1922年,时直奉两派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一触即发。奉系张作霖支持亲日派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影响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直系的利益,于是导致 了直系军阀同奉系军阀的混战。结果奉军大败,张作霖退回关外。直奉以榆关为界,议和罢兵,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军阀控制。

  第二次爆发于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15日,张作霖即向榆关、热河进攻。吴佩孚率军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榆关与溧东一线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趁两军对峙之际,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曹直军在前线失利,吴佩孚由海道逃往武汉。奉系获胜。于是,冯玉祥与张作霖等拥护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总执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

  (一)乡村建设的主要流派。(1)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1926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主持实验的机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平民千字课本》等进行识字扫盲运动;积极推广合作组织,传授农业科技;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制度。

  (1)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 成立,并选定邹平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的基本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它们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关和乡民的自治团体。为了克服分散农民的弱小问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

  (2)黄炎培主持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建设。黄炎培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持乡村改进事业。乡村改进会公布了《改进农村生活事业大纲十条》,对徐公桥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进行普及教育;推广优良品种及新农具;提倡公共卫生,修桥筑路,禁绝烟赌等。

  (二)意义。(1)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2) —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意义。(3)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拋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走上了与农村相结合的道路。

  (1)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

  (2)民国政府的支持(法令法规的保护)。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3)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当时,“抵制洋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①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③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概况:1912—1919年的8年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多达13000万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1912年到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发展迅速。

  (1)一战期间,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表现在:

  ①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偏于东南沿海,布局不合理;

  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超过本国资本;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

  (一)废除科举制。为使近代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清政府逐步改革并最终废除了科举制度,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实行改革,一方面修改科举考试内容,将传统的四书、五经扩大到政治、历史、军事、地理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一方面逐渐减少科举名额,使学堂与科举最终合流。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扫除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政府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一次政治变革,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民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

  《马关条约》中关于允许日本在华投资的内容,是晚清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的开端,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由此,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不断增加,经历了起步期(1840—1894年)、扩张期(1895—1945年)和衰竭期 (1946—1949年)三个阶段。大体说来,晚清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一)直接投资所占的成分特别高。直接投资是以外国人在华开设分公司和设立企业的形式出现。据统计,截至义和团时期,直接投资占资本主义在华总投资的63%;九·一八事变时期达到了78%;七七事变时为75%。而间接投资除日本有极少数对中国公司借款外,均为中国政府借款。

  (二)半数以上的外资,用于商业掠夺性质的事业,即进出口和与其相关的运输、 银行、保险等行业,而工矿生产事业所占比例极小。1931年前,一直是运输部门投资最大,尤其是轮船,与内河航运权相结合,成为商品倾销和物资掠夺的基干,长期压制本国轮船业。外资铁路亦是一个重要领域。但到了七七事变前,金融业跃居首位。据统计,金融、运输和贸易三项,1914年占总投资的42%,1936年即占52%。

  (三)在华外资的超经济掠夺性质。主要以外资庞大的不动产占有和政治性借款等为代表,其中政治性借款最为典型。这种为了应付战争赔款而出现的政治性借款,直接成为中国人民的负担,借款方以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借此获取特权。

  (四)外国投资的集中性。这种特征主要是与通商口岸及租界、租借地等特权相结合。九·一八事变前,外国资本中的42%集中在上海等东部沿海等地,使国内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

  西方列强在华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将中国变为其商品销售市场、 廉价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并加强了对华资源和财富的掠夺,压制了中国的民族经济,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另外一个方面,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如铁路运输、工矿、金融业等,刺激了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